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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空乘满天星原名",　　每经记者王海慜李娜每经编辑肖芮冬　　日前，浙江瑞丰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达）跑路引发了市场广泛关注。与近年来其他私募“爆雷”事件有所不同的是，瑞丰达事件的一大关注点是其对新三板市场的利用。　　虽然私募机构投资新三板本身并不违规，但是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从瑞丰达对新三板个股的操作方式来看，存在较大的恶意高位接盘并通过“老鼠仓”套现的可能。另外，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由于新三板的流动性欠佳，因此不宜采用市价法根据收盘价来计算私募基金产品的净值。　　对于此次事件的警示效应，有公募基金经理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缺乏流动性的市场，投资者不要被高收益迷了眼，“相信后续也会有相应的政策来防范此类事件”。　　多只持股同日高位放量　　公开信息显示，瑞丰达旗下的多只产品出现在多家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十大股东中，比如赛融信、友联盛业、农匠科技、邦客乐、味福记、和嘉天健、浩添储能等。其中，多只挂牌个股最近出现了明显的高位放量，比如赛融信、和嘉天健、农匠科技等，且这些公司集中放量的时间都出现在事发前的5月7日。例如，5月7日当天，赛融信成交量达到了1.287万手，成交额为1.03亿元，对应平均成交价格为80元/股，而当天该股的最高价正好为80元/股。根据5月8日赛融信公告，瑞丰达、江苏瑞竹旗下的两只产品在5月7日通过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买入了赛融信84.5万股。由此可以推测，瑞丰达及关联方旗下的多只产品在5月7日当天以80元/股的高价大量买入赛融信。　　一新三板分析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新三板挂牌个股一天之内成交额过亿的情况都比较特殊，除了一些国企的股份划转，“我印象中很少有这样的情形”。　　类似现象也发生在和嘉天健、农匠科技。5月7日当天，和嘉天健、农匠科技成交金额分别为高达4384万元、3206万元，都是历史天量。　　另外，这些个股目前的挂牌价格都处于历史高位。赛融信、和嘉天健、农匠科技、味福记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股价都出现了巨大涨幅。其中，农匠科技股价从0.14元/股升至60元/股，赛融信从0.2元/股升至50元/股。　　对瑞丰达的投资者而言，产品持仓个股暴涨虽然有助于提振净值，但这可能仅仅是“纸面富贵”。例如，味福记2023年年报显示，截至2023年末，瑞丰达旗下多只产品，瑞丰达时瑞一号、瑞丰达瑞雪二号、瑞丰达瑞锦二号同时现身该公司的十大股东；另外，经常与瑞丰达“亦步亦趋”的江苏瑞竹，旗下多只产品也同时现身味福记的十大股东。2023年下半年，味福记股价暴涨8287%。Choice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末，瑞丰达、江苏瑞竹多只产品合计持有味福记参考市值高达4.47亿元。然而，自2023年11月中旬以来，味福记在二级市场再未有任何成交记录，且该公司已经连续两年亏损，2023年营业收入仅30多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瑞丰达旗下产品想同样以高价在二级市场出售手中的筹码就并不容易。　　这种操作手法令人生疑　　在上述新三板分析人士看来，瑞丰达的手法与早期私募违规操作方式有点类似。“早期因为没有托管机构，所以私募机构可以通过对倒的方式拉升一些小众的股票，然后达到净值快速增长，从而使得LP的资金来源变得合法。而曾经的行业乱象也在后续推动私募基金监管逐渐趋严、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几只新三板个股高位放量前的将近一年时间内，盘面上就陆陆续续有低位收集筹码的迹象。例如，赛融信于2015年11月在新三板挂牌，此后数年都鲜有成交。直到2023年下半年情况开始明显改变，有成交记录的交易日明显开始增多。据Choice数据统计，赛融信2023年三季度累计成交了400万股，且成交均价每股只有0.18元/股。2023年四季度、2024年一二季度分别累计成交了95.2万股、42.5万股、222万股，且成交均价也逐季走高。　　在上述新三板分析人士看来，一般来说，新三板挂牌公司拉高股价有转板上市考虑，通过将股价拉高以达到控制股东数量，或是要做定增，或者是为了配合老股高价转让等目的。“但是像赛融信这家企业，它（瑞丰达）之所以敢用这么高的价格去买这个公司，除非想把这家公司买下来，但是明显可能不是。它明显就想把钱亏出去。”　　“打个比方，我想跑路，我就用你的账户在低位的时候买一些赛融信的股票，买完了之后咱俩对倒。假设你这些股票获得的成本就2000万、3000万元，然后你1亿元卖给我，我公司账上的钱不就转到你那边去了吗？只要证明我们之间没关系，这就是一个有效的交易。然后你再找个其他的方式把钱还给我。”上述人士继续分析道。　　该分析人士进一步表示：“正规的私募机构一般不太会这种大比例、大规模去买。即使去买，大部分也应该都是通过定增的方式来买，很少有在二级市场直接这样大比例买，这特别少见。除了定增之外，连大宗交易都很少。像这种在二级市场上直接大量增持，除非是想把公司买下来，控制一个‘壳’，但是现在私募机构控制新三板的‘壳’又不能上市，还要披露季报，也不能融资，所以私募机构收购新三板‘壳’的动因就不存在了。”另外，对于瑞丰达投资的多只新三板个股在5月7日联手高位放量的现象，在他看来这有可能是经过策划。　　在某新三板研究人士看来：“一般私募去买这类流动性比较差的新三板股票就两种可能。一种确实有一些打着私募外衣用自己的钱做投资的那种大牛散，但即便是真实的投资行为一般也不会高价买，除非是两边商量好的。还有一种如果是募集来的钱，那么就有坐庄或者是恶意接盘的嫌疑。”对于瑞丰达的操盘手法，他表示：“它（瑞丰达）先寻觅一些交易不怎么活跃、没有什么流通股的三板公司。可能前期先收集一些低价筹码，收集之后，因为三板可以‘握手交易’（三板交易方式有多种，其中‘握手交易’不需要撮合），那他可能自己先找‘老鼠仓’低价买一些，再拉高价格进行交易。”不过他认为，此次瑞丰达事件核心问题还是出在阳光私募的管理上。“它不选新三板，还可以选其他可以进行点对点交易的品种。而这类点对点交易看似披着合法的外衣，其实是违法的。”　　新三板市场缺乏流动性　　从5月10日瑞丰达公司现场有不少投资者前来维权的情况看，其产品策略确实起到了“愿者上钩”的效果。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5月10日在瑞丰达上海总部现场调查时发现，掉入瑞丰达“净值陷阱”的不乏专业机构，比如一些私募FOF。在瑞丰达所在的办公大楼，记者遇到了一位私募FOF人士，也是此次瑞丰达跑路事件的受害者。“我去警方报案时，看到已经有不少报案人的登记。”她告诉记者，其所在公司已经投了不少名为“瑞丰达创新一号”的产品，主要是因为以往瑞丰达产品净值表现好，超过不少其他同类权益产品。另外，之前瑞丰达买到了一些科创板牛股。没有想到原来有骗局在里面。她表示，对这类以新三板为工具进行套现的骗术不太知情。“我们之前也听说过，它们（瑞丰达）有新三板策略，但相比公募基金，对私募基金的具体持仓更加难以跟踪。”　　由于流动性较差，所以在新三板市场经常能看到一些小的买单或者卖单就能使公司股价产生大幅波动。例如，用一点资金就可以撬动一只成交不活跃的新三板个股尾盘成交价格。如果仍然采用市价法，根据新三板挂牌公司的收盘价来计算私募基金产品净值，显然在众多投研人士的眼里不具备说服力，净值也有虚假嫌疑。　　“如果产品持仓中，新三板股票占比非常高，再采用市价法进行估值，那就使得产品的净值缺乏真实性，也毫无意义。这也是很多券商人士前去尽调时，要求瑞丰达提供材料而其不能提供的关键所在，估计他们自己也知道。据我了解，这家公司产品的个股集中度还是很高。”某私募基金人士向记者表示。　　某公募基金人士向记者表示：“这种情况放在流动性好的A股市场是不可能出现的，新三板市场缺乏流动性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　　据某公募基金投研人士介绍，通常情况下，如果是不活跃的标的，可以用估值技术调整价格来估值，估值技术有很多方法，比如PE、PB，以及行业比较法、现金折现、交易量加权，具体视各家公司的情况而定。　　“尽管不活跃的标的都可以用估值技术，但是这种情况常用于持仓中有停牌股的情形。当持仓中的某只个股停牌了，也需要有价格，而这个价格就是估的，通常都是往低估就可以了，但是停牌股这个比例肯定不能高，是有限制的。”前述公募基金经理进一步表示。　　也有公募基金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公司规定新三板股票不能在投资范围内。”　　前述公募基金经理则进一步指出，对于缺乏流动性的市场，投资者更需要谨慎，不要被高收益迷了眼。“这次瑞丰达事件引发高度关注，就是它的隐蔽性很高，很难发现。相信后面也会有相应的政策来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点击进入专题：

"法国空乘满天星原名",5月，湖南吉首已经到了初夏，其他同学在学校里上课打闹的时候，12岁的心怡却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打针、吃药。她正在--**--　　5月，湖南吉首已经到了初夏，其他同学在学校里上课打闹的时候，12岁的心怡却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打针、吃药。　　她正在接受抑郁症治疗。住院前的一个多月，她被“校霸”羞辱、殴打、勒索，在班级里被孤立，失去朋友。如今在病房里，心怡会控制不住地哭泣，或者发呆。因为欺凌者里有人戴眼镜，她见到戴眼镜的人就会有应激反应，以至于难以回归学校。　　几乎同时，四川省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成都未管所”）内，周昭正规矩地坐在桌前接受教育。来到这里前，他是学校里的“名人”，张扬、暴戾。看到不顺眼的同学，轻则嘲弄、羞辱，重则把对方打到跪地求饶。直到参与了对一名女生长达4个小时的凌辱、猥亵后，他被法院判刑送入未管所。　　心怡和周昭的故事不是孤例。在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在监控拍不到的校园厕所，在午后空旷的田地，或者某扇紧闭的门后，欺凌可能正在发生。一份2018年-2021年对全国1.3万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显示，19.9%的学生会卷入校园欺凌事件，其中受欺凌者占16.2%，欺凌者占0.9%，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的占2.8%。　　“没有人是赢家。”四川省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四监区副监区长潘雷长期接触未成年犯，其中不乏曾经的欺凌者。令他意外的是，少数被欺凌者最终也因为盗窃等非暴力犯罪服刑，人生被彻底改变。　　“在他们面前哭，会被打得更惨”　　王磊一直没有勇气点开手机里女儿被欺凌的视频，直到在派出所陪心怡做完笔录。他记忆里，那几分钟无比漫长，等到视频进度条走完，他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　　视频中，心怡身穿校服，在校园的角落里被欺凌者逼迫下跪。傍晚天色逐渐变暗，不少同学举着手机、打闪光灯录视频，把欺凌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耳光落下前，欺凌者会把心怡额前的头发别到耳后，然后开始“游戏”：比谁扇耳光速度快、扇得响、连续扇得多。要不是用手背快速擦眼的动作，很难看出被打者在流泪。“我不能在他们面前哭，不然会被打得更惨。”心怡说。　　欺凌始于2024年初一寒假过后的一句传言，心怡回忆，“打我的人说我在背后讲了她坏话，但是我没有讲过。”　　类似的欺凌理由，潘雷听过很多次。在成都未管所，他和同事一起做过调研，发现校园欺凌的开始往往是“以琐事施暴的荒诞借口”。　　在潘雷看来，“欺凌者一般敏感多疑、自尊心脆弱，会对被欺凌者一个‘微妙’的眼神、一句不经意的‘冒犯’纠缠不放，如果对方不肯低头，那就要动用自己的‘权力’。”　　潘雷管区的一个未成年未成年犯周昭就有过欺凌他人的经历。在学校里，他和朋友常常与别人发生冲突，一件小事就能成为他们去挑衅欺负别人的借口。有次在食堂吃饭，只是因为他的“兄弟”认为一个学生插了队，周昭一伙就把对方拉到寝室打得头破血流。　　欺凌给受害人带来的不仅有身体伤害，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交关系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心怡挨打的视频被欺凌者发到了微信群里，最终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她因此成为了学校里的“异类”，本来就不多的朋友也纷纷和她保持距离。甚至一些她之前的“朋友”，也慢慢加入了施暴者的行列中。心怡说，她不恨这些人，“他们也很难，如果不打我，他们就会像我一样被打”。　　心怡的遭遇，心理咨询师尹己秀并不陌生，来找她做咨询的抑郁青少年中，很多人的噩梦都是从被欺凌开始。　　尹己秀说，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对同伴强烈渴望的阶段，被欺凌的时候，会在人际关系感到无助，觉得告诉父母没有用后，又没有人帮助，他（她）就会不断退缩，开始对身边的事情丧失兴趣，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跟人沟通，很多孩子开始出现自闭的状态，严重的甚至会自残。　　记者以“霸凌”“校园欺凌”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200多份相关裁判文书中，有些被欺凌者身体受到伤害，有些患了抑郁症，甚至有人发生冲突致死……　　沉默的被欺凌者　　心怡被欺凌的一个多月里，王磊也不是没有发现异常，“从今年寒假后返校，女儿就开始变得沉默”，他原本以为是女孩子长大了，开始有心事了，没再多问。　　不仅如此，王磊发现，女儿身上还时不时出现伤痕。有次放学回家，女儿嘴角带血，他询问缘由，女儿说“放学时同学都着急出门，不小心撞到的”。但王磊不相信这一说辞，要去学校找老师弄清情况，却被女儿阻止。　　直到出事后王磊才明白，女儿担心就算他找到学校，老师一般只会对欺凌者批评教育，或者让他们写检讨，这些没有太多实际作用，“我女儿担心他们加倍报复。”　　心怡的沉默和不反抗，招来了更多无理的要求。其中一个欺凌者开始要求心怡每天上交5块钱的“早饭钱”，一个“老大”吩咐“小弟”跟心怡要烟，一周时间内拿不出来就会被围殴。　　饭钱被要走后，每天早晨心怡要做“二选一”的决定，饿肚子，或者挨打。她大多选择前者，这样她可以少挨一顿打，放学后也可以早点回家。饿得不行时，她就和周围的同学要一点吃的，看不过去的同学会分一点面包给她。　　王磊一直想找到答案，受害者为什么是自己的女儿？但他发现，心怡跟欺凌者之前几乎没有交集，更没有发生过冲突。他能想到的，是女儿内向、胆小，“一个弱者形象。”　　后来女儿告诉他，之前自己脸上起过红疹子，留了疤，再加上皮肤有些黑，班上的同学就嘲笑她，叫她“黑妹”。女儿因此被孤立，唯二的两个朋友也是外班的。　　别人眼中的“弱”和“怪”，让女儿成为了欺凌者们的猎物。　　在另一名被欺凌者的讲述里，也是因为自己的“不同”，让他成为了集体中的“另类”。这名男生因为声音细，性格内向，又不擅长体育运动，同学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娘炮”。逐渐地，言语嘲笑变成了身体欺凌，有人曾扒掉他的裤子检查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一次课间，他站在窗边望远，这位曾扒他裤子的同学突然上前拉着他一条腿，让他像青蛙一样单腿蹦跳，任他求饶也没有被放过，三四分钟后同学才停下。　　在尹己秀的从业经历里，坐在对面的孩子讲述过很多次类似的故事。在她看来，霸凌的实质是一种权力争夺，很多孩子会想“你跟我不一样那你就是异类，那我就要去欺负你”。　　青少年时期的欺凌，可能会让整个人生蒙上阴影。尹己秀回忆，在给一些成年人做咨询时，很多时候会追溯到那段充满昏暗、得不到支持、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光。　　在成都未管所，一些被欺凌者的悲剧最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犯罪。在遭受欺凌的过程中，很多受害者的人格被破坏，有些选择沉默、忍受，但也有人通过别的方式发泄。在成都未管所，有过被欺凌经历的未成年犯，最常见的罪名是盗窃，以及其他既隐蔽又非暴力的犯罪。　　潘雷发现，这部分未成年犯大多性格内向，不愿主动与他人交流，在日常改造中也表现得胆小、懦弱，经常否定自己，遇到矛盾纠纷时常表现为哭泣、自闭。　　从被欺凌者变成施暴者　　“为什么要欺凌别人？”面对曾是欺凌者的未成年犯，潘雷总会提出这个问题。　　“跟人打架的时候，我的脑子像充血了一样，整个人十分亢奋，似乎感觉不到拳头的痛。”周昭这样回答。当然，他也感觉不到对方的恐惧和痛苦。直到对方遍体鳞伤，向他跪地求饶时，他才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满足，“这个人被我打服了。”　　潘雷发现，欺凌者的一个典型心理特征就是以他人痛苦为乐，很多欺凌者施暴前甚至没有明确的计划，只享受欺凌别人的过程，“他们肆意发挥人性中的恶，让被欺凌者痛苦不堪，而这种痛苦恰恰能让他们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在成都未管所的另一个管区，罗威也因为故意伤害罪正在服刑。在学校时，他常常欺凌同学。但实际上，他也曾是个被欺凌者，小学时高年级学生经常向他索要零花钱，拿不出来就会挨打。最重的一次，他的衣服都被撕坏了，还把他扔进了厕所旁边的垃圾房里。　　后来，他通过同学的哥哥介绍，找到了一帮“社会人”帮他报复。动手那天，罗威就站在旁边看着，从欺凌的受害者成为了旁观者。一开始，他还感到害怕，后来跟着这帮人再围观几次，就慢慢“适应”了。　　那些高年级坏孩子没有再欺负罗威，这让他觉得，暴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让别人怕他。最关键的，打人似乎也没什么后果，最多也就是请家长或者写检讨。他开始跟那群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经常请他们吃饭、上网、打游戏，也跟着他们去打架。　　他从这些“朋友”那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彻底摆脱父母的控制。　　“那帮人教我，多气一下父母，他们就不管我了。”罗威更放纵自己，在父母面前也更加肆无忌惮，过去那些作用在他身上的约束、规则开始逐渐失效，他也变得暴戾、喜怒无常。　　对于欺凌，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参与者，而不仅仅满足于旁观。在学校，如果有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或者只是看谁不顺眼，他就直接用暴力解决，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　　直到2022年11月的一个晚上，罗威和同伴在回家路上遇到之前有过节的人。“我们冲上去就打他们，对方越反抗，我就打得越凶。”被暴力快感冲昏头的罗威掏出随身带的刀子，捅向对方。　　面前的人倒下，打架现场瞬间安静下来，罗威被吓住，然后逃跑，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胆量。　　如今，在成都未管所，脱离了小团体，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封闭、懦弱。潘雷记得，有次罗威和组员发生了肢体抓扯，民警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和询问在场人员还原了事件的经过，发现主要过错在对方，罗威是被欺负的一方，但他并未向民警反映真实情况。　　家庭和学校教育失灵　　在周昭的记忆里，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从小学时起就已经开始紧张。他转过学，因为难以适应新环境，成绩下滑，开始厌学。逐渐地，他变得贪玩，常常逃学、打架。　　周昭的父母经商，平时和自己交流很少。他回忆，父母一开口就是自己的各种不是，跟他强调学习。周昭完全听不进去，为了避免跟父母发生争执，他在家尽量少说话。这样一来，家里的氛围变得更压抑紧张。周昭逐渐感到难以忍受，“一分钟也不想在家里待着。”　　不回家换来的是更加严格的约束。首先是经济控制，想买东西，就需要让父母满意的考试成绩。他做不到，开始到处向朋友借钱。借了又还不上，就只能向父母撒谎。亲子关系越来越疏离，父母也越来越不信任他，即便他讲的是事实。　　其次是时间控制。罗威的父亲觉得时间就应该花在学习上，玩就是浪费生命。罗威喜欢打篮球，有次他去小区里打球，但父亲只给他20分钟时间。20分钟后，父亲真的出现在篮球场边，让他回家。罗威觉得很丢面子，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他没想到，父亲当着朋友的面给了他两耳光，黑着脸喊他“爬回去！”　　这种打骂几乎是家常便饭，父亲喝醉酒之后的暴力行为会进一步升级，有时会让罗威心生恐惧，在家都不敢发出声响。　　为了找到情绪出口，罗威把在家的压抑发泄到了外面。他和一些兴趣相投的同学，甚至是“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不管是打架还是喝酒，我都觉得开心。”　　尤其是在欺凌同学时，拳头落下，更能让他感到释放。　　“通过对犯群的调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隐藏在欺凌事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失灵。”针对近年收押的罪犯，潘雷和团队通过对罪犯进行谈心谈话、向罪犯家属了解成长轨迹、对案情进行复盘推导等方式，做了许多调研。　　潘雷发现，这部分未成年犯和父母的关系大多比较紧张。很多是亲子沟通较少，对孩子只是物质上的照顾，或者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　　另一方面，这些未成年犯很多从小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他们中留守儿童和寄宿学生的比例相对较高，这就容易形成小团体，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经常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校方更多地注重升学率，只关注成绩优异的学生，疏于对学生在思想品德、法律法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教导。　　从2016年开始，一个名叫“同伴行动”的改善校园欺凌项目在山东济南的多所中学发起。　　项目采用了应用戏剧的形式，戏剧由招募的中学生创作，很多人的经验来自日常看到或经历过的事情。　　令项目负责人赵菁印象深刻的是，在其中一个剧里，一个“老师”说，当他发现学生之间有矛盾时，安慰过被欺凌的孩子后，说了一句“你也要反思你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好像老师觉得他站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角度，但对被欺凌者来说，这是受害者有罪论，一点公平公正的感觉也没有，很多学生的求助会就此打住。”　　陕西妇源汇性格发展中心的艾老师在一线做了五年社工。她认为，现在改善校园欺凌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老师应该做什么，家长应该做什么，没有人教。“很多时候，我们会建议被霸凌的孩子告诉家长、告诉老师，然后呢？　　漫长的伤痛　　从4月初开始，心怡就一直在医院里接受抑郁症治疗。　　如今在病房里，她还是会时不时想起被欺凌的那段日子里，自己对学校的恐惧。那是种无法排解的痛苦，有一次她在班级里捡到刀片，划在手腕上。有几次她甚至想过跳楼，她曾在学校的楼道口徘徊，“不如就此解脱。”但想到自己的父母，她又停下了脚步。　　王磊从警方那里得知，参与欺凌女儿的一共有15人。一份心怡的诊断书记录了他们的欺凌后果：左耳膜穿孔，同时身体有多处挫伤，抑郁自评量表测出她有中度抑郁症状。　　“前两天我看见心怡在床上使劲地摇头晃脑，嘴里还一边嘟囔着什么。”看到这一幕，心怡的母亲杨之华瞬间红了眼眶。　　与欺凌者有关的一切都会让心怡感到害怕。杨之华透露，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生，下手很重，所以她非常害怕戴眼镜的同龄人。不仅如此，心怡看到学校老师出现在医院，情绪就会忽然崩溃。“学校的领导都知道我被打了，但事情还是没有解决。那些人一定还会再来打我的，我好害怕。”她对母亲说。　　一个月来，心怡的病反反复复，但总算有一点好转。按照王磊夫妇的打算，心怡康复后，还要帮她办理转校。但她已经畏惧了学校，“我害怕上学，也不想交朋友，交朋友也没什么用。”　　这几天，心怡在手机上看到同学们出去研学的视频，那里有几个霸凌者的身影。她还没等到欺凌者的道歉，这让她困惑。“为什么欺负我的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而我还要遭受这些？”　　（文中心怡、周昭、王磊、罗威、杨之华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秦冰 赵敏 实习生 郝哲琳 张新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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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叔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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