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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术高清下载",　　来源：南方周末孙乐姝和两个女儿。（受访者供图）　　这是一场复杂的伦理悲剧。但在法律层面，罪与非罪的界限明确无误。　　2023年12月22日，山东高院作出维持孙乐姝死刑的二审判决。　　3年前，2020年4月26日晚，孙乐姝和丈夫孙振涛带着两个8岁的双胞胎女儿一起服药自杀。两天后，一家4口被人发现，最终只有孙乐姝活了下来。　　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孙乐姝试图解释：她和丈夫婚后渐生嫌隙，为争夫家几亩荒地而姑嫂失和，最后不堪经济压力，又怕两个孩子在世受人冷眼，因此夫妻相约携子自杀。　　案发近一年时，孙振涛的母亲自杀身亡。　　旧恨未了，又添新仇。两家人在村里和法庭上开启了拉锯战。孙乐姝的家人尝试花钱留命，而孙振涛的家人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出具谅解书。　　这对夫妻的亲人互相指责，都认为另一方要为这起悲剧负责。　　最后的晚餐　　2020年6月11日，在潍坊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近两个月的孙乐姝醒来，接受警方第一次询问。　　按她的口供，悲剧要追溯到2019年11月的一个晚上。　　丈夫孙振涛从潍坊市寒亭区的明阳无纺布工厂下班，出厂门左拐步行回家。他家在前朱里村308国道南侧不到一百米的地方，院里能听到重型卡车碾过路面的轰隆声。　　像往常一样，孙振涛回家后向她抱怨，在厂里不顺心、和工友关系差。　　听了太多遍，孙乐姝早已心烦。　　8年前，21岁的孙乐姝和23岁的孙振涛结婚。随着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出生和经济状况的日渐窘迫，生活很快变得愈发艰难。　　村支书、雇主和工友都知道，这对年轻的夫妻频繁争吵，甚至分居。孙乐姝不止一次向朋友诉苦，婚姻不如人意，为了养育女儿，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　　但2019年11月的那个晚上，孙乐姝对孙振涛说了句：“真的活够了，一块死了算了。”　　“行啊。”孙振涛给出意料之外的回答。　　对于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双胞胎女儿，他们商量好要“带着一块”。　　起初，他们尝试烧炭。2019年12月17日，孙乐姝在网上搜索“烧炭自杀怎样百分之百成功”。　　2020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孙振涛备好煤炭，孙乐姝点燃炭炉，搬进卧室。她关好门窗，和两个女儿一起在床上躺下。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夜深时，孙振涛悄悄把炭炉搬了出去。　　孙乐姝也考虑过吃头孢再喝酒，但酒和药的摄入比例不好计算。她想起，上一年春节，她的母亲王秀琴曾吞服药品A自杀过。　　她把药名记成N，却阴差阳错找到合适的替代品。二者都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　　她自称，在孙振涛的默许下，她陆续买了20瓶药。但他们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自从2019年末从纺织厂辞职后，孙乐姝就为照顾在家上网课的孩子，没再工作。　　2020年2月底，她宣布在网上开了家买手店，接着紧锣密鼓地在家里开辟一角，放上衣架和圆形试衣台，频繁地发视频宣传。3月底，她还邀请3位朋友到家里试穿她选的百元内平价衣服。　　4月，孙乐姝报名了经营网店的课程。有女装供应商加她，指出她的淘宝店铺状况糟糕。孙乐姝在微信上解释，“（网店）好几年前开的了，最近又刚开起来，也不会打理”。　　4月12日，她的拼多多店铺开张，陆续有人下单。第二天，她抱着7件衣服去发货。　　2020年4月26日晚上6点20分，孙振涛去村里的小饭店买了他们最后的晚餐食物——和乐，这是潍坊当地用鸡汤炖煮，佐以香椿、肉丸的一种面食，面条劲道，肉香汤醇。在后来的尸检中，孙振涛和两个女儿的肠胃里还有尚未消化完的和乐。　　就在那个夜晚。孙乐姝向他发出了邀请：“差不多了吧，早就都准备好了。”　　孙振涛回应，“行啊，一块走了算了。”夫妻分居后，孙振涛就住在自家院外的小屋里。（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图）　　“从一开始就错了”　　后来，这对夫妻的亲人复盘这桩婚姻，试图找到悲剧发生的征兆。他们都说，从一开始就错了。　　不过，在2011年刚结婚时，这也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爱侣。　　2010年，22岁的孙振涛在亲戚的婚礼上遇到了20岁的孙乐姝。她高挑匀称，皮肤白皙，面容姣好，低头时的神态像极了一位港星。在自己拍摄的带货视频里，她杏仁状的眼明亮有神，鼻梁直挺，说话含蓄，音色柔和。　　被村民评价“内向腼腆”“长相平平”，平日盯着脚尖走路的老实人孙振涛，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　　他们和村里大部分“90后”有相同的成长经历，初中没毕业就离开学校，辗转于村子附近的工厂。　　“风筝之都”的声名往往让人忽视潍坊制造业的发达。仅在孙乐姝、孙振涛长大的前朱里村，就有66家纺织厂、22家机械加工厂，招工广告随处可见。　　巧合的是，两家就隔着一条308国道，孙振涛家在国道南边，她家在北边，步行距离2分钟。他们也算门当户对，经济状况相仿，两家的房子差不多大，就连房间数也差不多。　　这个少言寡语的男人天天开车接送孙乐姝上下班，给她送饭。那是一段难得的幸福时光，连王秀琴都说：“我做丈母娘的都羡慕。”　　至少在当时，孙乐姝和父母相信，难得木讷是良人。　　就像到了时节，地里的作物会发芽一样，恋爱谈了一年，该结婚了。　　婚礼定在2011年7月。当天，身穿短袖白衬衫、胸口别着红色襟花的孙振涛爬上一棵开玫红色花的树。他眉眼板正，国字脸上几乎看不出表情。　　他后来私下告诉小舅子孙明轩，能娶到漂亮又能干的媳妇，他很满意。　　孙明轩起初觉得，这个姐夫窝囊，因为姐姐被几个半大小子欺负时，孙振涛不但不去打，还想拉着姐姐走。后来孙明轩才知道，孙振涛也会发脾气，而且有时候会打孙乐姝。　　他们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一罐奶粉三四百元，两个孩子的奶粉得按箱买。到了读书年龄，孙乐姝又让孩子去私立双语学校，两人一年学费1.6万元。　　孙乐姝只能找娘家接济。王秀琴给孙乐姝钱，被孙明轩撞见过两次。孙明轩家进门处有面大镜子，侧对着里屋。他一开门，里面的孙乐姝听见声响，赶紧把钱揣进口袋里。　　这些年来，除了帮女儿交社保，到案发前，王秀琴陆陆续续给了孙乐姝近10万元。孙振涛也找孙明轩借过钱，最近的两笔分别是5000元和1000元。　　双方亲人都认为，这桩失败的婚姻应由另一方负责。　　孙乐姝的亲属曾几次撞见孙振涛翘班上网，认为他不务正业、挣不到钱。而孙振涛的家人说，是孙乐姝花钱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自从她嫁进来，家不再像家”。　　孙乐姝一度想要带着两个孩子离婚。但身边人劝她，一旦离婚，她难以承受抚养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还要面对村里的流言蜚语。王秀琴对女儿说过，“你离了会累死的，他再不好，多少拉拔拉拔你也行。”　　可是，婚姻的裂痕越来越大，似乎再无弥补的可能。他们开始分居，怀疑彼此的忠诚。孙乐姝的绯闻让孙振涛窝火，而孙乐姝也在孙振涛口袋里发现过避孕套。　　根据孙乐姝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案发前两天晚上，孙振涛给她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人中毒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的视频。孙振涛笑着对她说，“快看，你马上就是这个德行了”。　　“我们仨要死在一块”　　2020年4月26日19点，潍坊夜空多云，刮着三级南风，气温略低，平均只有6.5摄氏度。　　在客厅里，孙乐姝撕开为自己准备的5瓶N药盒，扔掉外包装。每一瓶里装着100片淡黄色小圆片，无臭无味，每片剂量是25毫克。　　这是治疗精神分裂症最常用的处方药之一，凭执业医师的处方才能购买。她在网上找人开了一张互联网医院的处方，分三次在网上买了20瓶。　　2020年2月29日，她第一次买了10瓶药，拍照发给了孙振涛，他让再买一些。3月19日，她又下单买了5瓶。药到手后，她担心孩子太小，吞服药片困难，就用蒜臼子把10瓶药片磨成粉末。　　但她说，孙振涛再次让她买药。　　4月18日，孙乐姝又买了5瓶N。拿到快递后，她把药给孙振涛，说“药买来了”。孙振涛什么也没说，拿着药走了。　　孙振涛找到工厂老板，称家里有事，要请三个月假。　　老板说，他觉得蹊跷，因为孙振涛以前经常请假，一般两天左右。这次时间长，连理由也说不清楚，所以他最后只给批了20天。　　4月26日19点47分，孙振涛出了家门往北走，在明阳无纺布工厂附近扔了一次垃圾。　　回家后，他去母亲刘兰香屋中。平日里，两个孩子和奶奶一同吃住。他跟刘兰香说，他们次日要去泰山玩，要把两个女儿接过去睡。　　刘兰香还问他，“你们刚从泰山回来，怎么又要出去玩？”这之前，她问过孙振涛，为啥还不去上班，他只是搪塞，“要去了”。　　孙乐姝把提前准备好的两瓶香芋味奶茶和N药粉从梳妆柜里拿出来。她把奶茶打开，每杯倒入两瓶N粉末，冲上热水，端给两个女儿。　　她说“喝了吧”。两个女儿很听话，什么也没问，端起来就喝。孙振涛就在一旁看着，什么也没说。　　孩子们没有喝完。她说，“到床上去睡觉吧”。接着，孙乐姝也走进西侧的卧室，就着一罐水蜜桃啤酒吞完了5瓶N药片。　　她躺在两个孩子中间，一手搂一个，心里只想“我们仨要死在一块”。　　没有人知道孙振涛是什么时候吃的药，怎么吃的药。记录他生前的最后一段录像显示，案发当晚20点08分，他走出西门，拎着垃圾再次前往院子北边的垃圾桶。2分钟后，他往回走。后来，警方在垃圾袋中发现了4个N药瓶和2个青岛啤酒空易拉罐。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现场无打斗痕迹，对于一个成年健康男子来说，5瓶药，非自愿服下难以实现。　　案发时段，孙明轩曾到过这家门口。　　当晚19点左右，他把车停在孙振涛家东门。他想让孙乐姝给他做个肉火烧吃。大门的灯亮着，听不见院内的动静。他正要推开大门，突然接到电话，有人找他，他就走了。　　夜幕笼罩华北平原。　　N开始发挥药效。它们顺着食管进入胃肠道，在胃酸和其他消化液中逐渐溶解，接着被血液运送到人体各个部位，在中枢神经、消化、呼吸和心血管系统里掀起狂风暴雨。　　就医学角度而言，N最大日剂量为900毫克，孙乐姝一家几乎每人的摄入量都是它的10倍以上。　　过量摄入N，人会出现意识障碍，甚至昏迷。它还会不断刺激唾液和呼吸道腺体的分泌，分泌液在口腔中汇聚，陷入昏迷的人可能会无意识地吸入，进而导致肺部受损，甚至引起呼吸衰竭。　　当过量的N抵达心脏时，指挥心脏收缩和放松的节拍也混乱了，就像乐队突然停止演奏一样，心脏也突然停止了跳动。　　“以上特征符合中毒征象改变。”法医在孙振涛和两个女儿的尸检报告中指出。　　两天后的上午七八点，孙乐姝父亲接到学校的电话：两个外孙女接连两日缺席网课，家长失联。　　他走进孙振涛家的院子，一边嘟囔着“几点了还不起来”，一边进入客厅，推开卧室门，看见两个大人趴在地上，两个孩子躺在床上。　　经抢救，只有孙乐姝一个人活了下来。　　屋檐下，院里斜拉着的铁丝上，还晾着孩子春天穿的衣裳。孙振涛家后面的荒地，是引发孙乐姝和孙红矛盾的导火索。（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图）　　死仇　　四年间，王秀琴肉眼可见地衰老。　　她的眼窝内凹，眼睑因过度悲伤造成的失眠而发黑，头发斑白。她不再往孙振涛家的方向走，也不敢造访常给外孙女买零食的超市。她常同身边人说，当初他们闹离婚时，让女儿离了就行了。　　孙乐姝出嫁后，原先属于她的卧室被重新布置成了父母的房间，门厅处新栽种了两盆菊花，一白一黄。　　现在，家里再也没有她的一丝痕迹。连手机上的聊天记录，王秀琴也一并抹掉了。她不敢再看。　　孙乐姝的父亲也不再酗酒、打牌，他开始去厂里打工，维持家庭开销。　　为孙乐姝的案子奔忙的重任压在了1997年出生的孙明轩身上。他换了份更忙、更挣钱的工作。与他相恋多年的女友，也在这期间选择了分手。　　另一起悲剧发生在案发近一年后。2021年3月25日，孙振涛的母亲刘兰香在自家院里服毒自杀。　　孙振涛一家，只剩下他姐姐孙红。　　一审庭审中，公诉人在法庭辩论环节要求严惩时，也将孙振涛母亲之死纳入考量，“本案的发生造成了孙振涛母亲不堪精神压力，引起连环自杀的严重后果。”　　孙振涛家大门的锁孔已被焊死，门口杂草丛生。几年前张贴的春联掉得只剩一半，红纸褪成白色，院内的枯草亦有一人高。　　2022年1月28日，在春节前4天，案发近两年后，潍坊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　　孙明轩对结果难以置信。他聘请的本地律师告诉他“一般判个七八年”，但法院的判决是死刑立即执行。　　被害人近亲属孙红也聘请了诉讼代理人，告知法庭她放弃民事赔偿，只求严惩孙乐姝。　　潍坊市中院认为，孙乐姝因悲观厌世购买致死药物，给两名未成年女儿服用致死药物，与其丈夫孙振涛相约自杀，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孙明轩坐立不安。春节前一天的凌晨3点，他在网上找到北京一家专职公益法律援助的律所，按照网上的邮箱地址发了封邮件，正文言辞混乱，语气近乎哀求。他很快收到回信，对方建议他先找律师上诉，并未表态愿意接案。　　2022年2月21日，他带着一堆材料开车去北京，找律师签了委托合同。　　2023年10月24月，二审在山东高院开庭。庭审结束一个月后，二审律师再次来到前朱里村孙乐姝三叔家。三叔是孙乐姝家族的话事人，经营着一家小工厂。前期，孙乐姝住院费和医药费都是他支付的。　　孙明轩也在场，四五个人围坐在茶台边上。这一次，他们希望能通过获得孙红的谅解，为孙乐姝争取生的机会。　　案发后，两个家族的人成了仇家，几乎没了来往，村支书上门斡旋，孙红也不给面子。　　按孙乐姝所述，她和孙红的仇是在2015年结下的。　　孙振涛家南侧有五六亩荒地。孙乐姝认为，孙红早已出嫁生子，那块地理当归孙振涛和她的两个孩子。但孙红和婆婆并不这样认为。为了这块地，孙乐姝与孙红决裂。此后，孙家院子中央砌起一堵墙，将公婆和孙振涛一家隔开，各自从东西侧门进出。直到2017年5月，孙振涛父亲去世后，这堵墙才被推倒。　　这块引起姑嫂失和的荒地，原来的权属是孙家的还是村里的集体土地，抑或无主地？南方周末记者多次尝试联系孙红，她一直拒绝沟通。前朱里村村支书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要求情，首要任务是找到合适的中间人做说客。三叔坐在泡茶台的主位上，拿着手机挨个翻找电话。　　村子很小，大家都知道这两家人的事。有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有的接通了，还不等三叔说完，对面就拒绝了。　　从中午到日落，三叔许诺了些好处，终于有人揽了这项活。　　孙家愿意花钱留孙乐姝一条命。　　三叔表态，他可以资助一部分。孙明轩也说，可以把他的车卖了凑钱。王秀琴得知此事后，也同意拿钱换命，但家里已经没有存款，能变现的只有她的铺子和车，“超过二三十万”就不求了，因为孙明轩还没有结婚，还要为他考虑。　　2023年11月30日，二审辩护律师会见孙乐姝。律师告诉她，家里在为她积极筹款赔偿，可能要100万元。不想再给家里增加负担的孙乐姝在另一头哭着说“不能给”。　　没过两天，争取谅解的尝试就宣告失败。　　律师给王秀琴做工作，希望她能登门向孙红道歉，争取孙红的谅解书，这可能会保住孙乐姝的命。　　王秀琴同意了，但隔天又反悔：“一切都是她（孙红）害的。”　　孙红的态度也一度松动。　　律师曾登门拜访过孙红，孙红的丈夫请律师落座。孙红没有明显抗拒，打电话叫来孙家几个旁系亲属征求意见。但亲属一到，就对律师说，“我们不接受赔偿，就要她（孙乐姝）死”，然后把律师轰了出去。　　孙红一方提交给山东高院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孙乐姝的行为造成“孙振涛一家孙氏族人家破人亡！”，他们拒绝接受任何赔偿，坚决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孙乐姝的家人说，他们和孙红算死仇。　　翻供　　2020年6月11日，孙乐姝躺在重症监护室，第一次接受警方询问时，她承认了自己买药、给孩子喂药的所有事实。　　此后的3次口供，均是在第一次询问的基础上补充细节。公安机关还根据她的供述找到了碾碎药片的蒜臼子。　　但在2020年10月12日，孙乐姝在接受检察院询问时，突然翻供。　　例如，她说最初烧炭自杀是孙振涛搬的煤炉，最早提出服N自杀的也是孙振涛，案发那一晚也是孙振涛说的“准备的差不多了，喝药吧”，就连两个孩子的药都是孙振涛喂的。　　在询问快结束时，检察官问她，“你现在讲的和之前对公安机关讲的不一致，为什么？”孙乐姝回答：“当时我就想死，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还有父母，我就想把事实说出来。”　　这导致，在一审的法庭辩论环节，公诉人向法庭提出，归案后，孙乐姝的认罪态度起初比较好，但后期思想转变，“直到今天对于作案的所有关键环节予以否认，企图逃避责任，并没有真诚的悔罪”。　　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依法对孙乐妹判处死刑，从严处罚。　　2022年1月28日，潍坊市中院继续开庭，审判员宣读一审判决书。审判员问她是否上诉，她当时的回答是“不上诉”。　　但5天后，她在看守所里还是手写了一份上诉状，表示无法接受孙红成了被害人家属，“没有她就没有一切的发生”。　　在二审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孙乐姝为自己的翻供做了解释。　　她说，在内心深处，她对所犯的罪是认账的，“一直以来，我不敢承认、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我自己不愿相信也不敢面对因为自己的过失造成女儿的死亡”。　　“我一直用自己编造的谎言来麻痹自己，谎言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以为真，深信不疑了，以至于被拆穿之后恼羞成怒。”她觉得，“可笑的是，最该死的我最后竟然唯一活了下来。这已然是老天对我最重的惩罚了。”　　在庭上旁听的孙乐姝同事刘娜想起，2019年，她和孙乐姝一起在纺织厂上班时，曾聊起新闻中好几起母亲带孩子跳楼或投河事件，孙乐姝当时流露出理解之意，“她说‘如果不走到那样的绝路，谁愿意带自己的孩子走？’”孙乐姝娘家的客厅。（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图）　　“忘了我”　　山东高院在二审判决中认定，孙乐姝消极厌世，故意非法剥夺两个亲生女儿的生命，并为丈夫提供自杀的药物，致三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　　孙乐姝到案后如实供述其故意杀人事实，但在一审阶段翻供，在二审庭审时再予认罪悔罪，二审期间虽得到其父母的谅解，但未得到被害人其他近亲属的谅解，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尽管判决在春节前就已作出，但直到2024年3月12日后，律师和孙乐姝家属才陆续收到判决书。　　之后，案卷材料将被运送到北京市东城区北花市大街9号，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　　作为死刑案件中最后一道把关程序，刑诉法没有规定复核时限，快则数月，慢则长达数年。律师摸索出的规律是，裁判文书下得越慢，改判的几率就越高。　　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研究者统计过2018年到2020年期间最高法下达的死刑复核裁定；258名被告人中裁定核准的共257人，未核准并改判死刑缓期二年的，仅有1人。　　为这场诉讼奔走到第四年时，孙乐姝的家人已经疲惫不堪。　　即便她被改判为死缓，她也要面临漫长的牢狱生涯。最为现实的问题是，等到她有朝一日走出监狱时，父母是否还在人世已成未知之数，谁又来为她养老？　　在二审宣判前的一个夜晚，孙明轩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虽然他想救姐姐，也特别希望她能出来，“甭管（等她）20年、30年。但不可能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再去放弃父母、放弃我自己的家庭。咱就说句现实一点的东西，我们也要生活，对不对？”　　2024年3月7日，在潍坊市看守所的孙乐姝比其他人更早得知二审的结果。她写了一封信：　　“爸爸、娘、磊（孙明轩小名）。见字如面，当你们拿到这个本子时，我可能已经去往执行的路上了。请你们不要悲伤，不要难过。因为此刻的我，内心平静又从容，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执行，因为我马上就要解脱了。　　我一点都不害怕，真的，只是觉得愧对你们。长这么大，没为咱家做一点贡献，净给你们丢脸了。我对不起你们，让你们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我在这里待了四年，学了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万事不强求。有时候不是自己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我们尽到最大的努力，剩下的就是老天的安排了。　　我们要学会顺从天意。一切都是命，谁也赖不着。在最后的时光里，我找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人生，也找回了自信。我不比任何人差，甚至可以做到比别人优秀。这就已经够了，我这短暂的一生并没有白来。　　我在这里表现得很好，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信服，警官她们都说：孙乐姝是全监区最优秀的押员。所以听我的，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千万不要因为没有改判、没有（取得）谅解而冲动行事。　　不要因为我的离世而不理智，不要因为我搅得家宅不宁。　　好好生活，忘了我！”　　（孙红、王秀琴、孙明轩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代紫庭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

"心术高清下载",今年4月，“武汉一名多动症男孩欺负同学被46名家长请愿转学”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单。有人支持46名家长的决定，认为同班学生不--**--　　今年4月，“武汉一名多动症男孩欺负同学被46名家长请愿转学”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单。有人支持46名家长的决定，认为同班学生不必承担被伤害的风险；有人反对，认为接受教育是每个孩子的权利。　　陈蕾看到了这条新闻，她是8岁女孩安安的妈妈，安安在一年级时被诊断为多动症。就在几天前，还有家长生气地给她打来电话，因为安安用石头砸伤了小朋友的脑袋。　　陈蕾理解班级其他家长的行为，同时又生出了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们管教不严或者太宠孩子，但实际上我们自己知道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不同年龄多动症孩子的多位家长，他们讲述了陪伴孩子们成长的经历：有的家长选择陪读，在孩子的座位旁搬个小板凳，一节课要不停提醒孩子专注；有的家长则放弃原有的生活，远走异国，送孩子到国际学校就读。　　多动症，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下称：ADHD）的俗称。ADHD是一种以注意力无法持久集中、过度活跃和情绪易冲动为主症的神经发育障碍，易发于儿童时期。2020年由中华儿科杂志发布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早期识别、规范诊断和治疗的儿科专家共识》介绍，据统计，我国儿童ADHD患病率为6.26%（约2300万人），但就诊率仅10%左右，提示家长及社会宣传、医务人员培训不够。　　以下是家长们的口述：　　陈蕾（女儿安安8岁，休学一年）：　　“确诊之后，我反而觉得是一件幸运的事”　　前几天，安安和小朋友在楼下起了冲突，用石头砸伤了小朋友的脑袋，小朋友的家长很生气地给我打电话。以前，我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这么麻烦、不省心，别的孩子都不会这样，为什么你会这样。但现在我会想着怎么处理问题，而不是发泄情绪。　　在安安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接到了老师比较频繁的投诉，比如有小朋友在玩玩具，但安安没有排队的意识，就会直接去拿。后来我刷到关于ADHD的一些信息，查阅相关资料，感觉与安安的状况非常吻合。　　2022年，安安读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去福州当地的医院做了量表测试，最后确诊了注意力缺陷和冲动多动混合型多动症。得到确诊的结果之后，我反而觉得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她之前行为是客观因素影响的，而不是道德品行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真正了解ADHD之后，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被人理解、需要周边环境的包容和接纳的群体。因为在她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遭受非常多的排斥、不满，遭遇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前段时间，出现了“多动症男孩欺负同学被46名家长请愿转学”的新闻。如果我们家的孩子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可能会想给她转学，因为周围的环境对她而言是不友好的，继续在这里读书的话，孩子也很痛苦。我非常理解每一位ADHD孩子的家长，我想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们管教不严或者太宠孩子，但实际上我们自己知道，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 　　确诊后，我给安安办理了休学，换了一个幼儿园重新读大班。她没有遵守课堂纪律的意识、心智各方面也不成熟，更重要的是我害怕她跟不上，会打击自尊心。家里的人也非常支持休学的决定，认为不一定要和其他的孩子一个步调。安安在写作业。受访者供图　　休学后，安安状态好了一些，之前我给她辅导10以内的加减法非常痛苦。再读一年幼儿园后，再次讲解的时候，她就能够理解了。同时因为我们陪伴的时间更多了，她会更加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安安缺少同龄朋友，在社交方面没有边际感和技巧。我们便更倾向于以家庭为中心展开训练。模拟一些社交的场景和冲突之后的复盘。在晚上的“睡前悄悄话”环节，我会和安安一起复盘白天发生的事情，她还会主动地告诉我“妈妈你今天跟我发脾气，你需要跟我道歉”之类的话。　　现在，安安开始继续上学读一年级了。进入小学的环境，也面临更大的挑战。现在的教育环境下，教学难度和进度对这类孩子来说都很吃力。我和她爸爸就对学习降低要求，目前的策略是安安上午在学校读书，下午在家进行一对一辅导。家庭课堂中，不需要40分钟，可以是20分钟、25分钟。我们想看看家庭式的辅导能否有一定的效果，也能让她有个适应的过渡阶段。　　以前我会想要孩子早点读书、早点工作，但后来一想，人的一生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工作，我觉得就不差这一朝一夕了。把跨度拉长，就不会纠结在眼前的这个事情上。　　李洁（儿子瑞瑞9岁，陪读一年）：　　“以后不用陪读，我就谢天谢地了”　　瑞瑞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老师就经常投诉，说他上课坐不住。一上课，小朋友们都拿凳子坐好，他喜欢听的就听，不喜欢的课就直接走开了，也不会管老师说什么，一个人在旁边玩积木。老师为了顾全大局，也就让他一个人在旁边。　　幼儿园班主任告诉我们，他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小孩，建议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可能有多动症。当时我没有这个概念，但老师说后，就带他去上海看了，做了智力、注意力方面的检查。医生的结论是，小孩脑子没问题的，很聪明，就是注意力有缺陷，让我们带他多锻炼，多正确引导他。我当时想，可能年龄还小，再大一点就好了。　　上小学第一天，平安无事，第二天就不行了。班主任来电话说，瑞瑞要翻窗跳出去。他们的教室在一楼，可能是老师说了他什么，他就想翻窗逃，老师怕他危险，抱住他，他还是挣开跑了。两个老师也是新老师，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跑出去追他，都急死了。开学一段时间后，儿子还是有各种问题，比如不写作业、不好好吃饭、一生气就一脚踢翻桌子等等。班主任就向校领导反映，要求家长陪读，最后学校也同意家长陪读。　　我们没有办法，也没什么可商量的，陪读一定要去，不陪不行，老师没法管。我们陪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是做生意的，很多工作可以线上处理，时间相对自由，有时间就去陪读，如果我没空，就瑞瑞外婆去陪。　　教室里，我就坐在瑞瑞座位旁边。上课，老师在上面讲，他就在下面玩笔、橡皮、尺子，或者在课桌上画画。我几乎要一直提醒他，“认真听”，但有时候说了也没有，他还发脾气，说“你给我走开”。　　辅导作业也相当困难。老师会留课堂作业，要求中午在学校完成。瑞瑞可能一打开本子，心情就不好了。别的同学老早写完了，我要一直催，催他也很难写下去。他不高兴，把笔一甩往外走，我也只能把他拉回来，他回来就一边哭一边写。晚上别人写一小时的作业，他要写三小时。陪读就是这样，天天都这样，我自己心情也很不好。瑞瑞在写作业。受访者供图　　但好在孩子的成绩也不差，算是中游。他喜欢数学，发挥好了能考个班级前十。他不喜欢语文，写字让他觉得特别痛苦。字会经常写错，也不是不会写，就是简单涂几笔，拼音的“b”和“p”也常常写错，但是你提醒他，他会意识到，改过来。　　学校也有其他家长陪读，有的需要陪读的小孩有轻微的自闭症。最近我问瑞瑞，你会不会觉得妈妈陪读丢人？因为我听到人家会议论，会觉得有家长陪读的小孩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他说没有，不觉得丢人。　　一年级那会，我很焦虑，到处带他看病，尝试过吃药和感统训练的方法。刚开始吃药的时候，特别有效果，上课45分钟能够完全集中注意力，作业也不用催，他会写得很快，写字也会变得好看。但药物副作用大，吃了之后，他中午就没有胃口，晚上睡前又很兴奋，睡不着。吃了大概一个月，这个药又没有什么效果了，可能产生了耐药性。　　我们以前对他期待挺高的。幼儿园的时候，他调皮归调皮，但学东西很快。我们没有教过他10以内的加减法，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学会了。他长得也挺好看的，人家一看就觉得是个还挺优秀的小孩。但现在，我对他的学业没有什么要求了。“卷”肯定“卷”不过人家的，一定要求他怎么样的话，搞得他累我也累。现在我们也没有什么过高的期待，心态放平，不要参加那么多竞争。　　瑞瑞快9岁了，读二年级，情况改善不少。这学期开学的时候，他改变很大，上课好像也能听了。比如老师讲考试的试卷，订正错题，他也能一边听一边订正。以前的情况可能是老师讲老师的，他已经把试卷撕掉了。　　我们尝试了两星期不去陪读。第一个星期，老师说孩子进步很大，上课不是整节课都听，但也能多少听一会，作业也可以自己在学校完成。第二个星期就不行了，老师又投诉他，作业不想写，发脾气推倒了同学的课桌。就这样，我们又恢复到老样子，还是要去陪读。　　现在我就希望等到了三年级，情况能够再好一点。不用去陪读，我就谢天谢地了。　　米雪（女儿Lris7岁，国际学校就读）：　　“妈妈吃过的苦，也不想让孩子再走一遍”　　大概3岁半开始，我发现Lris比一般的孩子更难入睡。我有一点怀疑（ADHD），但是没有太在意。后来上幼儿园，一节课只有20多分钟，但Lris会一直在椅子上动来动去，还会碰一碰旁边的小朋友。中班的时候老师说Lris有多动的倾向，建议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后来在上海市儿童医院检查的当天就确诊了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以前我不理解，当她确诊了以后我才明白她不是不想坐好，是真的坐不住。　　Lris确诊了以后，医生让我和丈夫也做了一个量表。医生给了一个结论，说大概率的遗传是来自于母亲。再回想起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课堂前10分钟是可以跟上的，但后面的半节课我完全在神游。初二以后，我的成绩就完全跟不上了，语文的阅读特别差，曾经拿过0分。当我看到一篇文章的时候，这些字是在动的。后来我是作为艺术特长生升学的，但如果学文科或者理科的话可能连大专都考不上。我觉得妈妈吃过的苦，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走一遍。　　那时我觉得，孩子到了小学之后在课业上会比较吃力，很难继续在国内就读。读公立学校的一些ADHD孩子的妈妈们通过网络加我，大家会一起交流，她们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坚持不下去。初中考高中，上海是50%的升学率，那么你考不上高中以后，孩子的未来怎么办呢？再加上我之前在马来西亚读硕士的缘故，就开始研究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2023年3月，我将Lris带到了马来西亚。　　在国外的第一年，我们面临着语言问题和生活习惯的适应问题。第一天上学，我很害怕她因为分离焦虑会哭，所以我把她送进去后在教室里呆了半个小时，想看看她的状态。令我很意外的是她不仅没有哭，还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回来以后跟我说：“妈妈，我很喜欢这个幼儿园。”我的担忧就没有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她不仅适应了饮食上的各种口味，而且全英的教学也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是经济上的压力。我们读的国际学校学费一年大概2万多马币，换成人民币3万多一年，一大一小加上生活费大概一年15万人民币左右。最开始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支持，我就在自己原本积蓄的基础上寻找一些副业去维持生活开支。有时候会在假期做旅游地接担任导游翻译，但这样的收入随着淡季旺季的变化比较不稳定。更多稳定的收入来源于我在这边租了一些公寓做短租房。虽然做短租房的收益远远达不到之前在上海的收入，不过由于生活成本比之前低很多，所以也没有很大的生存焦虑。Lris和妈妈在海边。受访者供图　　大概半年之后，家里人逐渐被我说动，Lris的爸爸在这边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慢慢接受了马来西亚的生活，也就逐渐接受了我带孩子出国读书的决定。现在我们会在每年的4月、7月和11月三个大假期回上海，大概待一个月左右。她爸爸每隔两个月左右来一次，一年基本上有5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团聚的，每天也都有视频通话。　　在马来西亚读书和国内最大的区别是放学的时间特别早，14：30放学之后，Lris有大量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她喜欢画画，在家里画画的时候还可以专注到1个小时以上，再加上这边每个公寓都配有游泳池，她还可以去游泳。完成作业的形式也与国内不同，在国际学校他们没有固定的课本，是在iPad上用一些电子教材上课，听说读写的内容可能已经在学校里面完成了，回到家以后可以看一些老师推荐的书目。　　这边幼儿园的服务也比较个性化，读幼儿园的第二个学期，我告诉了老师孩子的情况，老师说如果需要一些学习上的帮助，可以随时联系他们。学校有对ADHD儿童进行的一些例如心理辅导、学习辅导的课外帮助，教育方式也主要以鼓励为主，这也是我们感觉到很舒服的地方。在马来西亚读书可以交到世界各地的朋友。现在她最好的朋友一个是韩国的，另一个是日本的。　　现在，我自己还在读博，压力来自学习、带孩子以及工作之间的平衡问题。论文比较急的话，我会在孩子休息以后用晚上的时间写。也有一些放松的方式，比如会带孩子去游乐场、爬山或者刷刷手机放空一下，实在撑不住的时候可能吃一些药物来缓解。　　在这边生活的Lris情绪好了很多，学东西的速度也变快了，有可能会一直在这边读下去，长期生活，至少未来3至5年是这样打算的。　　吴惠（女儿潇潇12岁，初一在读）：　　“20岁之前，我不能让她入社会上班”　　女儿初一的时候，经常没有按时完成作业。老师要求学生把回家作业记在本子上，但她经常不写，即使写下来，字也像“鬼画符”一样的。开家长会的时候，语数英老师分别找我谈话。我不知道是孩子智商出了问题，还是青春期出了问题。她的英语老师说，孩子非常聪明，但共情和同理心有点问题。我不明白，就上网查，看到ADHD的病症表现就是同理心比较差和发育迟缓，就逐渐意识到了。　　她现在12岁了，但你知道她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吗？是捉迷藏，对一个初中生来说喜欢玩捉迷藏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她已经是大姑娘了，但是不喜欢刷牙、洗脸、换衣服，整理房间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们是单亲家庭，主要是我和我父母在照顾孩子。我跟家里人讨论，但是老人认为是无中生有。最终我是瞒着家里人，强制带女儿去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检查，诊断结果显示孩子是标准的ADHD。她虽然12岁了，但是专注力达不到七八岁小孩的水平。　　医生说，你怎么那么晚才过来，说这种小孩子应该在幼儿园或者小学阶段进行干预，那样效果是最好的，现在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其实，女儿在小学阶段就有类似的情况，她的表现为“挤眉弄眼”。这也是ADHD的一种症状，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长真的不懂，以为是鼻炎造成的。因为不懂，就给耽误了。我拿着确诊单去给家人看，他们还是很难接受。　　女儿现在在吃药。可能是青春期的原因，她又很排斥吃药。每天吃药，她能拖就拖，能扔就扔。这个药要在饭后半小时吃，之前因为她赖床，我就把药放在药盒里，她带到学校去吃。有天我收拾房间，发现她抽屉里藏了很多药，包括维生素的辅助剂。我就特别崩溃，问她，她就明确说：我不喜欢吃药。我跟她说，你扔的不仅是钱，扔的还是你妈的心血。　　对她的学习，我本来要求是能够在班级前50%，能够上高中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我明白了，只要及格就行了。及格以后考几分我不在乎了，只要能够毕业就行。考试也非常打击她，比如她觉得这次估分可以估到七八十分了，结果成绩放下来一看甚至不及格，她就会觉得读书没有乐趣，非常丧失自信心。　　我们现在就考虑，以后她上一个普通的职业学校或者私立高中。我们还是抱有希望，如果几年后神经发育好，她也意识到要学习，还是希望她保留参加高考的学籍，能够和其他同学一样，进入大专、三本之类的也很好。　　我希望国家能够大力宣传一下这样的病症。它不是神经病，只是神经发育不全。有很多家长因为孩子学习不好打骂他，其实不是小孩子不努力。小孩子不好，家长怎么会好？家长不好，工作也不好，家庭氛围也不好，小孩子更不好，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现在，我的心态就会放平。因为我知道孩子努力了，只是她做不到。　　为了照顾孩子，我现在换了一份工作，工资减半，但压力也小多了。我整个人更心平气和，不像原来压力很大，回家可能也有工作，就会烦躁。女儿20岁之前，我不能让她入社会上班，因为他们这样的孩子神经发育本来就是比人家缓慢，到20岁心智年龄只有十五六岁。特别是小姑娘，一个十五六岁小姑娘是很容易被人家骗走的。　　家里到时候等于是不断花钱，让她尽量停留在学校，停留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学习环境之内，而不是让她去接受社会的考验。　　（应受访者要求，李洁、米雪、吴惠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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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良博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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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制：少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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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审：蒙丹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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