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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瓶1-",　　“有家就有佛山造。”这句在佛山广为流传的广告语，是这座制造大市最重要的招牌和底气，也成为当下经济增长的重要掣肘。　　今年一季度，佛山GDP实际增速仅1.1%，不仅在广东21座地市中“吊车尾”，在26座GDP万亿城市中也惨遭垫底。　　更重要的是，对比去年同期，佛山经济总量由2872.9亿元降至2872.65亿元，罕见出现名义负增长，也是万亿级城市中唯一经济缩水的城市。　　这与其之前的如虹气势迥然不同。　　一直以“能打”闻名的佛山，经济结构中工业占比近六成，在万亿级城市中罕有。2023年，佛山规上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正式晋级中国工业第四城，比肩深圳、苏州及上海；在省内，佛山工业规模也多年领先广州、东莞，稳居广东工业第二城。　　佛山经济增长为何踩下“急刹车”，又要如何走出低速增长的困境？　　何以失速　　分产业看，今年一季度，佛山一产增加值47.56亿元，增长3.9%；二产增加值1500.65亿元，下降0.3%；三产增加值1324.44亿元，增长2.7%。其中，二产出现负增长，反映工业动能偏弱，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图片来源：佛山市统计局　　截至目前，佛山尚未公布一季度具体工业数据，不过，佛山市统计局在分析中坦陈，一季度，佛山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在过去两年高基数基础上，叠加房地产下行影响，今年稳增长压力加大：　　一季度佛山市房地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1%，规上工业增加值与房地产紧密关联的金属制品业、陶瓷压机等专用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行业增加值不同程度下降。　　工业遭遇困境之外，外贸持续下行，也成为佛山挥之不去的阴霾。　　从广东全省来看，今年一季度，广东外贸进出口总额2.04万亿元，增长12%。作为外贸第一大市，深圳几乎贡献一半的份额，进出口总额1.02万亿元，同比增长28.8%。而佛山却出现截然不同的走势：　　今年一季度，佛山进出口总额1273.29亿元，同比下降33.1%，增速在外贸20强城市中垫底，外贸规模也由去年同期全国第10位下降至第17位。　　其中，出口993.9亿元，同比大降40.4%。进一步看细分数据不难发现，佛山传统出口产品下滑幅度普遍较大，比如家具及其零件出口42.4亿元，同比下降50.8%；陶瓷产品出口25.1亿元，同比下降51.7%；服装出口22.0亿元，同比下降77.4%；灯具、照明装置及其零件出口16.0亿元，同比下降74.7%。　　这种外贸颓势，其实去年就开始显现。去年一季度，佛山外贸一度杀进全国前十，但全年仅排在全国第15位。2023年，佛山进出口总额5965.8亿元，同比下降10.5%。同期深圳、广州进出口增速分别为5.9%、0.1%，东莞下降8.2%，下滑幅度也略好于佛山。　　当地媒体此前分析指出，佛山进出口下降，国外市场需求疲软是客观因素，但也有城市自身产业结构的原因——佛山以机械设备、家电出口为主，“产业链转移对于佛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造成较大挑战，国外市场对传统产业产品的采购有所减少”。　　在国家高端智库CDI研究员宋丁看来，东莞的主要弱项，包括外贸依存度太高、产业结构偏低端等问题，佛山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只是没有东莞严重。在欧美订单向东南亚方向转移等趋势下，佛山等受外贸订单下滑的影响比较大，需要有一个消化、调整过程。　　从外贸转型来看，他认为，佛山慢于东莞，去年东莞下了大力气解决“缺口”，而佛山的转型力度远远不够。　　佛山之困　　“佛山的产业结构中，家电、家具、建材占比较高，都是与房地产紧密相关的产业，所以受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影响较大。”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认为，这是一季度佛山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佛山拥有全球最大的泛家居和建材产业链集群制造基地，陶瓷、酱油、电风扇、微波炉、消毒柜、铝型材产量世界第一。鲜明的产业底色，撑起了佛山3万亿元的工业规模。但在遭遇外部环境影响时，佛山新兴产业又尚未形成气候。　　一个例子是，作为新型工业化时代最具科技实力和成长潜力的企业，在广东152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佛山仅86家，远低于深圳752家、广州249家和东莞172家。图片来源：《广东专精特新“小巨人”成长手册》　　根据普华永道年初公布的《广东专精特新“小巨人”成长手册》，广东“小巨人”主要分布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智造、新材料、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赛道。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谢泓曾分析，佛山产业总体仍较传统，而“小巨人”集中于新兴产业，因此较少诞生于佛山。　　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创新投入上。　　2022年，佛山R&D经费支出359.53亿元，排在省内第四位，低于深圳1880.49亿元、广州988.36亿元、东莞458.72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2.83%，不仅低于3.42%的全省平均水平，且仅排在第六位，位居深圳5.81%、东莞4.10%、惠州3.44%、广州3.43%、珠海2.92%之后。图片来源：《2022年广东省科技经费投入公报》　　今年的佛山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佛山存在“科技创新能力滞后于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尚未成长为支柱力量，产业形态亟待优化”等问题。　　拉长时间线来看，在内外部多重压力下，本世纪以来，佛山工业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走出“先升再降”的曲线——2002年至2009年，比重从12.50%攀升到17.15%，创下历史新高。但从2010年开始占比整体下滑，2021年回落至15.30%。　　宋丁认为，佛山一季度经济失速不是偶然性的，而是经过多年积累，最终爆发出来的。他进一步解释，佛山在家电等领域有较为强大的产业底盘，但也有天然的“缺陷”——　　民营经济科技支撑力度不够，这与其区位有一定关系。从广佛同城化角度看，佛山背靠省会广州，但是这些年广州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电子和石化，本身增长也较为乏力。　　从一季度经济表现来看，珠三角四座万亿城市存在明显分化：　　深圳GDP增长6.4%，居万亿城市前列；去年持续承压的东莞也一扫疲态，GDP同比增长5.5%，跑赢全国5.3%、全省4.4%的平均水平。　　与深莞两市的亮眼表现不同，除佛山外，广州经济增速也仅为3.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0.1%，两项指标在万亿城市中都排名倒数。　　广州市统计局在分析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广州“面临燃油车、房地产两大市场需求不足影响，以及自身产业周期性、结构性因素的挑战”。　　“佛山的产业结构和广州有点同质化，拉不开差距。而且广州自身动力不够强，对佛山的扶持就不太够。”宋丁谈到。　　努力突围　　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今年初，佛山正式晋级“工业3万亿俱乐部”时，就有声音指出，要谨防佛山制造落入“叫好不叫座”甚至“赔钱赚吆喝”的窘境。过高的传统产业比重，也可能带来“路径依赖”效应，制约产业结构实现脱胎换骨的升级。　　如今，佛山已再次校准坐标，明确要用7年时间再上一个万亿台阶。在今年2月举行的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佛山市委书记郑轲透露，佛山制造业当家的下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跃升到4万亿元。　　在当地媒体看来，“这不是简单的量的叠加，而是质的变化，需要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再造佛山增长新空间、新优势”。　　新动力、新空间、新优势从哪里来？　　“传统产业再怎么发展都会有一定的瓶颈，所以要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当然这也有一个过程。”彭澎认为，佛山要稳住自身传统优势产业，推进智能化数字化进程，开发一些新的消费领域。同时，要布局一些有市场前景的新兴产业，对城市发展形成新的支撑力，这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佛山早已开始行动，转型升级“路线图”逐渐清晰。　　作为衡量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2023年，佛山工业投资同比增长31.8%，十年来增速首次突破30%；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33.7%，总量居全省第一位。　　今年一季度，佛山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1%，但工业投资增速达到19.3%，比全市总投资高31.4个百分点。较高的工业投资增速，也意味着未来经济势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与此同时，为着力破解“产业不连片、工业不成带”，大项目找不到落脚点难题，佛山不断拓展产业空间、重塑产业格局，把工业用地规模由350平方公里调整为450平方公里，并举全市之力建设佛北战新产业园和“双十园区”。　　今年1月1日，佛山市委办公室、佛山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发布的“1号文件”透露，佛山将加快建设十大创新引领型特色制造业园区、十大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重点培育发展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家电、铝型材等优势传统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跃升。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佛山的当务之急，但我认为它的难点在于如何把自身与广州的关系处理好，如果甩开广州独立发展，也很困难。”宋丁提醒：“一季度增速1.1%，对佛山是一种深深的刺激，但是刺激之后能不能警醒起来？如果不认真考量背后的原因，找出根源，然后赶紧去弥补的话，可能对未来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　　记者|淡忠奎

"金银瓶1-",5月，湖南吉首已经到了初夏，其他同学在学校里上课打闹的时候，12岁的心怡却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打针、吃药。她正在--**--　　5月，湖南吉首已经到了初夏，其他同学在学校里上课打闹的时候，12岁的心怡却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打针、吃药。　　她正在接受抑郁症治疗。住院前的一个多月，她被“校霸”羞辱、殴打、勒索，在班级里被孤立，失去朋友。如今在病房里，心怡会控制不住地哭泣，或者发呆。因为欺凌者里有人戴眼镜，她见到戴眼镜的人就会有应激反应，以至于难以回归学校。　　几乎同时，四川省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成都未管所”）内，周昭正规矩地坐在桌前接受教育。来到这里前，他是学校里的“名人”，张扬、暴戾。看到不顺眼的同学，轻则嘲弄、羞辱，重则把对方打到跪地求饶。直到参与了对一名女生长达4个小时的凌辱、猥亵后，他被法院判刑送入未管所。　　心怡和周昭的故事不是孤例。在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在监控拍不到的校园厕所，在午后空旷的田地，或者某扇紧闭的门后，欺凌可能正在发生。一份2018年-2021年对全国1.3万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显示，19.9%的学生会卷入校园欺凌事件，其中受欺凌者占16.2%，欺凌者占0.9%，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的占2.8%。　　“没有人是赢家。”四川省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四监区副监区长潘雷长期接触未成年犯，其中不乏曾经的欺凌者。令他意外的是，少数被欺凌者最终也因为盗窃等非暴力犯罪服刑，人生被彻底改变。　　“在他们面前哭，会被打得更惨”　　王磊一直没有勇气点开手机里女儿被欺凌的视频，直到在派出所陪心怡做完笔录。他记忆里，那几分钟无比漫长，等到视频进度条走完，他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　　视频中，心怡身穿校服，在校园的角落里被欺凌者逼迫下跪。傍晚天色逐渐变暗，不少同学举着手机、打闪光灯录视频，把欺凌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耳光落下前，欺凌者会把心怡额前的头发别到耳后，然后开始“游戏”：比谁扇耳光速度快、扇得响、连续扇得多。要不是用手背快速擦眼的动作，很难看出被打者在流泪。“我不能在他们面前哭，不然会被打得更惨。”心怡说。　　欺凌始于2024年初一寒假过后的一句传言，心怡回忆，“打我的人说我在背后讲了她坏话，但是我没有讲过。”　　类似的欺凌理由，潘雷听过很多次。在成都未管所，他和同事一起做过调研，发现校园欺凌的开始往往是“以琐事施暴的荒诞借口”。　　在潘雷看来，“欺凌者一般敏感多疑、自尊心脆弱，会对被欺凌者一个‘微妙’的眼神、一句不经意的‘冒犯’纠缠不放，如果对方不肯低头，那就要动用自己的‘权力’。”　　潘雷管区的一个未成年未成年犯周昭就有过欺凌他人的经历。在学校里，他和朋友常常与别人发生冲突，一件小事就能成为他们去挑衅欺负别人的借口。有次在食堂吃饭，只是因为他的“兄弟”认为一个学生插了队，周昭一伙就把对方拉到寝室打得头破血流。　　欺凌给受害人带来的不仅有身体伤害，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交关系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心怡挨打的视频被欺凌者发到了微信群里，最终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她因此成为了学校里的“异类”，本来就不多的朋友也纷纷和她保持距离。甚至一些她之前的“朋友”，也慢慢加入了施暴者的行列中。心怡说，她不恨这些人，“他们也很难，如果不打我，他们就会像我一样被打”。　　心怡的遭遇，心理咨询师尹己秀并不陌生，来找她做咨询的抑郁青少年中，很多人的噩梦都是从被欺凌开始。　　尹己秀说，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对同伴强烈渴望的阶段，被欺凌的时候，会在人际关系感到无助，觉得告诉父母没有用后，又没有人帮助，他（她）就会不断退缩，开始对身边的事情丧失兴趣，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跟人沟通，很多孩子开始出现自闭的状态，严重的甚至会自残。　　记者以“霸凌”“校园欺凌”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200多份相关裁判文书中，有些被欺凌者身体受到伤害，有些患了抑郁症，甚至有人发生冲突致死……　　沉默的被欺凌者　　心怡被欺凌的一个多月里，王磊也不是没有发现异常，“从今年寒假后返校，女儿就开始变得沉默”，他原本以为是女孩子长大了，开始有心事了，没再多问。　　不仅如此，王磊发现，女儿身上还时不时出现伤痕。有次放学回家，女儿嘴角带血，他询问缘由，女儿说“放学时同学都着急出门，不小心撞到的”。但王磊不相信这一说辞，要去学校找老师弄清情况，却被女儿阻止。　　直到出事后王磊才明白，女儿担心就算他找到学校，老师一般只会对欺凌者批评教育，或者让他们写检讨，这些没有太多实际作用，“我女儿担心他们加倍报复。”　　心怡的沉默和不反抗，招来了更多无理的要求。其中一个欺凌者开始要求心怡每天上交5块钱的“早饭钱”，一个“老大”吩咐“小弟”跟心怡要烟，一周时间内拿不出来就会被围殴。　　饭钱被要走后，每天早晨心怡要做“二选一”的决定，饿肚子，或者挨打。她大多选择前者，这样她可以少挨一顿打，放学后也可以早点回家。饿得不行时，她就和周围的同学要一点吃的，看不过去的同学会分一点面包给她。　　王磊一直想找到答案，受害者为什么是自己的女儿？但他发现，心怡跟欺凌者之前几乎没有交集，更没有发生过冲突。他能想到的，是女儿内向、胆小，“一个弱者形象。”　　后来女儿告诉他，之前自己脸上起过红疹子，留了疤，再加上皮肤有些黑，班上的同学就嘲笑她，叫她“黑妹”。女儿因此被孤立，唯二的两个朋友也是外班的。　　别人眼中的“弱”和“怪”，让女儿成为了欺凌者们的猎物。　　在另一名被欺凌者的讲述里，也是因为自己的“不同”，让他成为了集体中的“另类”。这名男生因为声音细，性格内向，又不擅长体育运动，同学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娘炮”。逐渐地，言语嘲笑变成了身体欺凌，有人曾扒掉他的裤子检查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一次课间，他站在窗边望远，这位曾扒他裤子的同学突然上前拉着他一条腿，让他像青蛙一样单腿蹦跳，任他求饶也没有被放过，三四分钟后同学才停下。　　在尹己秀的从业经历里，坐在对面的孩子讲述过很多次类似的故事。在她看来，霸凌的实质是一种权力争夺，很多孩子会想“你跟我不一样那你就是异类，那我就要去欺负你”。　　青少年时期的欺凌，可能会让整个人生蒙上阴影。尹己秀回忆，在给一些成年人做咨询时，很多时候会追溯到那段充满昏暗、得不到支持、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光。　　在成都未管所，一些被欺凌者的悲剧最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犯罪。在遭受欺凌的过程中，很多受害者的人格被破坏，有些选择沉默、忍受，但也有人通过别的方式发泄。在成都未管所，有过被欺凌经历的未成年犯，最常见的罪名是盗窃，以及其他既隐蔽又非暴力的犯罪。　　潘雷发现，这部分未成年犯大多性格内向，不愿主动与他人交流，在日常改造中也表现得胆小、懦弱，经常否定自己，遇到矛盾纠纷时常表现为哭泣、自闭。　　从被欺凌者变成施暴者　　“为什么要欺凌别人？”面对曾是欺凌者的未成年犯，潘雷总会提出这个问题。　　“跟人打架的时候，我的脑子像充血了一样，整个人十分亢奋，似乎感觉不到拳头的痛。”周昭这样回答。当然，他也感觉不到对方的恐惧和痛苦。直到对方遍体鳞伤，向他跪地求饶时，他才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满足，“这个人被我打服了。”　　潘雷发现，欺凌者的一个典型心理特征就是以他人痛苦为乐，很多欺凌者施暴前甚至没有明确的计划，只享受欺凌别人的过程，“他们肆意发挥人性中的恶，让被欺凌者痛苦不堪，而这种痛苦恰恰能让他们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在成都未管所的另一个管区，罗威也因为故意伤害罪正在服刑。在学校时，他常常欺凌同学。但实际上，他也曾是个被欺凌者，小学时高年级学生经常向他索要零花钱，拿不出来就会挨打。最重的一次，他的衣服都被撕坏了，还把他扔进了厕所旁边的垃圾房里。　　后来，他通过同学的哥哥介绍，找到了一帮“社会人”帮他报复。动手那天，罗威就站在旁边看着，从欺凌的受害者成为了旁观者。一开始，他还感到害怕，后来跟着这帮人再围观几次，就慢慢“适应”了。　　那些高年级坏孩子没有再欺负罗威，这让他觉得，暴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让别人怕他。最关键的，打人似乎也没什么后果，最多也就是请家长或者写检讨。他开始跟那群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经常请他们吃饭、上网、打游戏，也跟着他们去打架。　　他从这些“朋友”那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彻底摆脱父母的控制。　　“那帮人教我，多气一下父母，他们就不管我了。”罗威更放纵自己，在父母面前也更加肆无忌惮，过去那些作用在他身上的约束、规则开始逐渐失效，他也变得暴戾、喜怒无常。　　对于欺凌，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参与者，而不仅仅满足于旁观。在学校，如果有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或者只是看谁不顺眼，他就直接用暴力解决，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　　直到2022年11月的一个晚上，罗威和同伴在回家路上遇到之前有过节的人。“我们冲上去就打他们，对方越反抗，我就打得越凶。”被暴力快感冲昏头的罗威掏出随身带的刀子，捅向对方。　　面前的人倒下，打架现场瞬间安静下来，罗威被吓住，然后逃跑，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胆量。　　如今，在成都未管所，脱离了小团体，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封闭、懦弱。潘雷记得，有次罗威和组员发生了肢体抓扯，民警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和询问在场人员还原了事件的经过，发现主要过错在对方，罗威是被欺负的一方，但他并未向民警反映真实情况。　　家庭和学校教育失灵　　在周昭的记忆里，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从小学时起就已经开始紧张。他转过学，因为难以适应新环境，成绩下滑，开始厌学。逐渐地，他变得贪玩，常常逃学、打架。　　周昭的父母经商，平时和自己交流很少。他回忆，父母一开口就是自己的各种不是，跟他强调学习。周昭完全听不进去，为了避免跟父母发生争执，他在家尽量少说话。这样一来，家里的氛围变得更压抑紧张。周昭逐渐感到难以忍受，“一分钟也不想在家里待着。”　　不回家换来的是更加严格的约束。首先是经济控制，想买东西，就需要让父母满意的考试成绩。他做不到，开始到处向朋友借钱。借了又还不上，就只能向父母撒谎。亲子关系越来越疏离，父母也越来越不信任他，即便他讲的是事实。　　其次是时间控制。罗威的父亲觉得时间就应该花在学习上，玩就是浪费生命。罗威喜欢打篮球，有次他去小区里打球，但父亲只给他20分钟时间。20分钟后，父亲真的出现在篮球场边，让他回家。罗威觉得很丢面子，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他没想到，父亲当着朋友的面给了他两耳光，黑着脸喊他“爬回去！”　　这种打骂几乎是家常便饭，父亲喝醉酒之后的暴力行为会进一步升级，有时会让罗威心生恐惧，在家都不敢发出声响。　　为了找到情绪出口，罗威把在家的压抑发泄到了外面。他和一些兴趣相投的同学，甚至是“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不管是打架还是喝酒，我都觉得开心。”　　尤其是在欺凌同学时，拳头落下，更能让他感到释放。　　“通过对犯群的调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隐藏在欺凌事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失灵。”针对近年收押的罪犯，潘雷和团队通过对罪犯进行谈心谈话、向罪犯家属了解成长轨迹、对案情进行复盘推导等方式，做了许多调研。　　潘雷发现，这部分未成年犯和父母的关系大多比较紧张。很多是亲子沟通较少，对孩子只是物质上的照顾，或者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　　另一方面，这些未成年犯很多从小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他们中留守儿童和寄宿学生的比例相对较高，这就容易形成小团体，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经常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校方更多地注重升学率，只关注成绩优异的学生，疏于对学生在思想品德、法律法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教导。　　从2016年开始，一个名叫“同伴行动”的改善校园欺凌项目在山东济南的多所中学发起。　　项目采用了应用戏剧的形式，戏剧由招募的中学生创作，很多人的经验来自日常看到或经历过的事情。　　令项目负责人赵菁印象深刻的是，在其中一个剧里，一个“老师”说，当他发现学生之间有矛盾时，安慰过被欺凌的孩子后，说了一句“你也要反思你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好像老师觉得他站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角度，但对被欺凌者来说，这是受害者有罪论，一点公平公正的感觉也没有，很多学生的求助会就此打住。”　　陕西妇源汇性格发展中心的艾老师在一线做了五年社工。她认为，现在改善校园欺凌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老师应该做什么，家长应该做什么，没有人教。“很多时候，我们会建议被霸凌的孩子告诉家长、告诉老师，然后呢？　　漫长的伤痛　　从4月初开始，心怡就一直在医院里接受抑郁症治疗。　　如今在病房里，她还是会时不时想起被欺凌的那段日子里，自己对学校的恐惧。那是种无法排解的痛苦，有一次她在班级里捡到刀片，划在手腕上。有几次她甚至想过跳楼，她曾在学校的楼道口徘徊，“不如就此解脱。”但想到自己的父母，她又停下了脚步。　　王磊从警方那里得知，参与欺凌女儿的一共有15人。一份心怡的诊断书记录了他们的欺凌后果：左耳膜穿孔，同时身体有多处挫伤，抑郁自评量表测出她有中度抑郁症状。　　“前两天我看见心怡在床上使劲地摇头晃脑，嘴里还一边嘟囔着什么。”看到这一幕，心怡的母亲杨之华瞬间红了眼眶。　　与欺凌者有关的一切都会让心怡感到害怕。杨之华透露，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生，下手很重，所以她非常害怕戴眼镜的同龄人。不仅如此，心怡看到学校老师出现在医院，情绪就会忽然崩溃。“学校的领导都知道我被打了，但事情还是没有解决。那些人一定还会再来打我的，我好害怕。”她对母亲说。　　一个月来，心怡的病反反复复，但总算有一点好转。按照王磊夫妇的打算，心怡康复后，还要帮她办理转校。但她已经畏惧了学校，“我害怕上学，也不想交朋友，交朋友也没什么用。”　　这几天，心怡在手机上看到同学们出去研学的视频，那里有几个霸凌者的身影。她还没等到欺凌者的道歉，这让她困惑。“为什么欺负我的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而我还要遭受这些？”　　（文中心怡、周昭、王磊、罗威、杨之华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秦冰 赵敏 实习生 郝哲琳 张新惠

"金银瓶1-",
作者：嘉姝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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